温蓓章 / 陈信宏
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二研究所副研究员 / 所长
中国崛起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压力，对先进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形成严峻的挑战。2002年，
OECD国家支配着全球制造业产值近八成比例；然而，近年来非OECD国家的制造业产值迅速成长，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占比，预测至2020年将提升为全球制造产值的22.4%，相对的，西欧将降至19%
，日本将降至8.6%。
事实上，产品制造全球化分工模式的推动因素之一，在于「跨国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朝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porations）转型。他们不仅在
全球寻找最适宜的地点，以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管理中心和营销
服务中心等，形成完整的全球营运架构；并且，把部分价值链的环节予以外包，或透过建立策略
联盟方式，以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吸纳整合成为一套运用全球资源的全球产业链
，以维系企业竞争优势。这些立基于先进国家的大型企业，全球性寻求最适的地点配置资源，大幅
提高企业各阶段活动的全球化程度；在生产制造阶段以委外生产与全球生产网络，推动了新兴工业
国家的制造占比提升，也使得OECD国家出现「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现象。
为了响应这一波产品生产的全球化分工模式，扭转制造全球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近年来部分先进
国家采取了新的政策思维与发展策略，利用委外生产来维持其制造业的相对利益，引导企业从事附
加价值较高的业务。并非放弃制造活动，而是在产品制造之相关活动组合之中，策略性选择与调整
，专注于部分具有竞争优势的部分环节。这些先进国家的制造业发展策略，不仅提升了制造部门的
产值创造效果，亦藉以维系了国内就业机会。本文将以英国和芬兰为例，分别检视其制造业发展的
策略取向，以供我国思索借镜参考。
英国：高价值制造
作为工业化的先驱国，尽管近年来英国的经济发展中，服务业发展与出口的表现最受瞩目，但是英
国政府仍然视制造业是国家繁荣的根本，并积极以「高价值制造」（High Value Manufacturing, HVM）
模式，推动制造业升级。
所谓「高价值制造」，乃是由英国政府经贸部门（以贸工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DTI，
和2007年6月底新成立替代贸工部的商业企业暨法规改革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Regulatory Reform, RBERR为首）与制造研究院（Institute for Manufacturing, IfM）所积极推动的
一个产业发展策略。强调应由超越企业本身的「利润」着眼，而由更为宽广的「外部价值矩阵」，从国
家社会全体人民、企业投资者和员工等三层次，关切企业的「价值」（参见表1）。并以政策支持鼓励企
业发展「高价值制造」模式，追求公司营运层次的财务面利益的同时，能够兼顾长期投资和研发活动等
之策略面价值，和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ty）角度衡量的社会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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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企业外部价值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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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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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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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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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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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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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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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
‧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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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的就业
‧智慧资产的开发
‧员工能力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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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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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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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风险后的报酬
‧长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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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适性、永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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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伦理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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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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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工资
‧退休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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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成长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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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发展
‧社会互动
‧均衡的工作与生活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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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源：本文依据IfM et al. (2006), Defining High Value Manufacturing.第26页资料中译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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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究竟哪一种活动或哪一类企业，才是政府应予鼓励支持的「高价值制造」呢？这显然是一个难以
简单回答的课题。英国制造研究院（2006）提出了一个「高价值制造」的分析框架，并以四种典范个案
研究，指出产业发展的可能方向。
首先，面对全球竞争环境下，制造业必须兼纳产品与服务的概念；从而延展了「产品制造」的定义，成
为包含与产品相关的生产、研究、设计开发、提供相关服务、销售与营销、物流与配送等，六种不同阶
段的活动。那么，制造不再仅是将原材料转换成为产品的过程，而是可以将制造业者依据其成本和收益
来源的特性差异，区分为下列四种不同类型（参见图1）。
图1 英国：高价值制造模式分析架构及代表性案例
（1）服务制造者（Service Manufacturer），位于象限I，主要透过服务产生价值。例如美国国际商业
机器公司（IBM），以提供软件服务和支持为主要活动；至于产品的制造生产则转移交由台湾厂商
（如X-Series高阶服务器）或中国联想计算机（Lenovo，如个人计算机）等其他企业代工。
（2）系统整合者（Systerm Integrator），位于象限II，主要价值来自于掌握顾客通路和管理外部生产
网络。例如英国GB Innomech，系统性地整合了制药业高质量自动化生产之制程研发、设备设计和
制造等活动，将其所掌握的先进制造技术与创新，转化成为具备绩效竞争力的生产制造系统，提供
给制药业者独一无二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专业化制造设备的小批量生产。
（3）产品制造者（Product Manufacture），位于象限III，主要透过制造产生价值；此为传统之制造业
者范型。例如英国Cadbury Schweppes集团，以糖果和汽水的生产制造和品牌价值为主要收益来源；
而为了维系其品牌产品的价值，企业价值创造活动的关注焦点在于产品的生产质量和营销能力，而
有相对较高的研发投入程度。
（4）服务导向生产者（Service Led Producer），位于象限IV，提供顾客有关于关键制造能力的服务。
例如英国劳斯莱斯集团（Rolls Royce），针对顾客独特需求，提供引擎设计服务及制造。
英国制造研究院的研究指出：在当前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并没有绝对的标竿模式，而是在各类型中均
可找到代表性的高价值制造典范个案。而政府对于制造业价值提升的协助策略，应该要能均衡兼顾员工、
投资人和国家等各种利害关系人，在财务、策略和社会等各层面的价值提升。
芬兰：完整的制造服务
相对于英国以企业财务面的成本和收益来源差异作为分析轴线，芬兰则以企业提供顾客「产品-服务连续带」
之价值主张定位出发，根据「与顾客的亲密程度」(customer intimacy)为基础，分析出六种不同的营运模型
（参见图2）。
图2 芬兰：依据与顾客亲密程度分析企业营运模型
由传统制造业「以产品为核心」出发，逐步增加更多的服务内涵，直到「以服务为核心」的另一端，这六种
营运模型依序为：传统制造业仅关切顾客零件和机械层次之「材料、原件、模块供货商」；与顾客日常操作
之效率、绩效相关的「机器、系统供货商」和「解决方案供货商」；乃至于深入影响顾客的制程流程之「制
程流程维修伙伴」和「绩效伙伴」；到与顾客企业营运价值紧密结合的「价值伙伴」。
芬兰国家技术局（Tekes）研究指出：制造业过去扮演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已开始转变，趋向于作为顾客价值提
供者，以及相关产品附加价值的服务。然而，由于六种营运模型在企业「营运心态」（Mindset）上，有其各
自的考虑；当供货商决定从一个角色，进展到下一个「与顾客的亲密程度」较高层次的角色时，需要因应调
整企业的经营策略重点。不论是技术面，还是企业本身的能耐，还是重新界定服务提供商与顾客间的互动模式
，对于企业而言都会是相当艰难的挑战。此时，核心关键在于企业本身的架构调整，包含：产品和服务的结构
、公司程序、组织能耐、所提供产品之生命周期管理等。而对不断提升服务内涵的制造业者而言，所需要的价
值主张将不仅止于提供产品的售后服务；更需要由产品提供与使用生命周期的思维，提供完整的制造-服务连
续带之各阶段所需（参见图3）。
图3 芬兰：制造-服务的完整范畴
二者之异同比较
英国的高价值制造模式提供一个观点，藉以了解服务如何成为许多制造者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
可以思考政府的研发补贴和创新制度，如何设计以支持产业能够积极结合新、旧技术，应用在未来的产品和
制程上，开发新的产业，以及增加产业吸取技术的能耐。
而芬兰的制造服务化模型则有助于关切制造业价值提升的过程中，如何构筑顾客亲密程度深化所需的能力，
像是弹性生产、先进制造技术和制造业者的自我组织能力等。这个观点格外有助于协助业者在中小批量制造
、高度化专业制造，以及制造技术提升等的自主生产（Autonomous Production）能力构筑。藉以响应制造
环境的改变，协助业者由过去的手工制造、大量制造、弹性制造、客制化制造，逐步迈入永续制造的阶段。
整体而言，英国和芬兰的制造服务化趋势，符合制造与服务界线趋于模糊的趋势，意味着制造业由产品生产
/ 提供者，转化为结合不同类型的服务，创造新的价值。在其中，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超越传统制造业的
技术创新，更加着重于「制造系统的创新」。例如，因应全球化与产业营运环境的改变，提出新的价值主张，
利用技术与ICT应用，重新塑造企业内外的流程，甚至形成跨组织的网络关系。
不过，比对英国高价值制造和芬兰制造服务模式，也呈现出价值主张上的差异。前者强调超越企业财务面的
思维，主张以策略面、社会面的多元价值角度，指出各种利害关系人在不同模式中所获得的价值提升。然而
后者则着重于与顾客亲密程度的提升，关注产品生命周期制造-服务完整范畴，对应提升网络能力。这种价值
主张的差异，似乎也呼应了二模式各自所面对的企业特性，和政府政策引导方向的歧异。毕竟，面对制造业
全球化的挑战，无论是业者或政府政策，均必须以企业既有所能掌握的能耐为出发点，寻求提升制造竞争价
值的发展对策。
